她年过不惑，但外表时尚，是圈子里出名的“驴友”；她曾经是打工妹，刻苦求学后获得了法律硕士学位；她获得过无数荣誉，也经历无数风波；她自称永不安分，却在蛇口工业区工会一干二十几年。
郑艳萍，一个曾经在特区历史上引发轩然大波的打工妹，记者却险些与她失之交臂。
记者去蛇口寻访第一代打工妹的线索，作为蛇口工业区工会女工部长的郑艳萍就这样坐到了我的面前。我本来是想求她帮忙寻找第一代来蛇口的打工妹的线索，她非常热情地答应帮忙。
回家之后，我开始翻阅有关蛇口的历史文献，突然在一本大事记里看到了她的名字：
1983年6月，由香港凯达实业有限公司独资经营的凯达玩具厂发生了一起震动整个工业区的劳资风波。由于该厂部分工人对长期连续加班不满，多次向蛇口ひ登从场９ひ登せ岷屠投窆径啻斡敫贸Ы簧妫蟪Х揭怨と俗栽肝蚩刂萍影啵Х骄芫┳帧?lt;?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6月3日，数十名女工拒绝加班，第二天厂方逐个谈话要求她们承认错误，并对不肯承认错误的厂团委委员、厂业余合唱队负责人郑艳萍处以停工。在随后的50多天里，蛇口工业区党委、招商局发展部、深圳市总工会和深圳市劳动局相继介入。由于工会组织准备启动司法程序，加之多方面的努力，厂方7月26日同意郑艳萍复工并补发其停工期间工资。同意加班加点一天不超过两小时。工人若不愿意加班只须报告领班或组长。
读到这样一段文字时，这起曾经沸沸扬扬的风波已经过去了23年。23年前性格倔强不肯认错的姑娘和昨天我见识的那个风风火火的女工部长是同一个人吗？她看上去那么年轻，竟在1983年就来到了蛇口？她当时多大？竟然敢对香港的资本家说不？她如何从一名打工妹成长为一名为打工者维权的工会干部？突然，我对这个人的过去充满了浓厚兴趣。
喜欢考试，所以考到蛇口了
“说实话，我现在越来越害怕讲故事了！因为人一开始喜欢讲故事，就说明他老了。”这是郑艳萍在接受我的采访时的第一句话。
每一个人都有故事，只是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相同。
1982年夏天，韶关一中应届高考结束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的郑艳萍很受打击，因为她只被一所专科学校录取，这和她上重点大学的梦想差距太大。怎么办？好强的郑艳萍决定回母校继续复读一年。但是一张贴在学校的海报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一个叫蛇口工业区的地方来韶关举行招工考试，要求中学生报名。并不想当工人的郑艳萍想也没想就去报名了，因为她喜欢考试。作为重点中学的毕业生，郑艳萍当然一下就考上了。
面试的时候，招工的人也非常喜欢这个活泼聪明的姑娘，“去吧，蛇口离香港很近，以后发展起来比韶关还要美。你们一去工资就有80块，每个月还有奖金，发的是港币。生活方面会有补助，都是从香港进口的东西。多好！”
80块的工资倒是不坏，妈妈工作了几十年才拿60块。郑艳萍犹豫着。
“现在蛇口在大发展时期，非常需要人才，你现在过去为蛇口做贡献，将来就成了蛇口的第一代功臣啊！”
郑艳萍动心了，“我去！”
歌声突然没了，原来人掉大坑里了
几十个年轻姑娘嘻嘻哈哈一起坐火车到广州，再转汽车颠簸着到了蛇口。可是下了车，郑艳萍傻了。
没有想象中的宽阔大道和整齐厂房，连工业区的办公楼还只是个脚手架。郑艳萍和同伴到宿舍后本来想休息一下，不承想宿舍也是空的。为了有地方休息，大家只好一起去抬铁床。到晚上洗澡也不容易，因为没有热水。有的人只好先吃下几粒感冒片，硬着头皮冲冷水。那时候是蛇口的创业时期，条件之差可以想见。
“记得我们那时工厂、食堂和宿舍在三个地方，晚上加班回来，大家一边骑着自行车一边唱歌，突然歌声没了。原来白天这里修路挖了大坑，晚上没有路灯看不见，就有人中招了。掉进去的人忍痛叫大家小心，这样才避免所有人都掉进去。”
但是多年过去，郑艳萍也不愿意说那种生活是苦的。
“很多人说工作很单调，因为我们主要是做玩具，比如给玩具娃娃缝一条小裙子，衣服缝上蕾丝边。我其实很享受工作，比如我会一边工作，一边哼几句歌回。我在工作台的右上角会放上一些纸，因为需要统计工作量，但是我在纸上首先写好一天要背的英语单词，然后在工作的闲暇把它背下来。工作累了我还在纸上画画，有时候写诗，比如会把车间里堆放的棉花想象成白云。我一直是个乐观者。”
郑艳萍很快得到同伴的喜爱。因为她歌唱得好，她用歌声给大家紧张忙碌的生活带来了快乐。她还有一肚子故事，风土人情，知道得不少，连香港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和把她的工作台调到自己旁边，就是因为喜欢听她讲内地的事情，他们对祖国的了解很少，而郑艳萍走过不少地方。
郑艳萍和同伴都是非常淳朴善良的人，上班之后工厂实行打卡制度，郑艳萍们以为越早打卡越好，会得到工厂方面的表扬，于是本该8点打卡，她们六七点就去了。她们那里有中国传统女性留下的良好美德。
我没有错，所以我拒绝承认错误
但是工人的善良并没有引起港方善意的回馈。其实早在1982年的4月，蛇口工业区已经就加班问题和凯达玩具厂协商，但是厂房没有做出积极回应。到了1983年5月，为了儿童节赶货，工厂强迫工人超时加班，有时干到凌晨三四点，已经发生了工人昏倒在地的情况，工人发病率急剧上升。凯达厂一时成为蛇口人们议论的焦点。
到了6月3日，部分忍无可忍的打工妹拒绝参加当天晚上的加班。厂方对工人发举动很生气，决定采取高压措施，宣布谁不加班就开除谁。第二天，厂方一个一个找拒绝加班的打工妹谈话，要求她们承认错误，迫于压力，很多打工妹违心地承认了错误并被迫继续加班。但是当港管理方人员找到他们一直很喜欢的郑艳萍谈话并要求她承认错误时，郑艳萍坚决地说了不。
“我没有错，所以我拒绝承认错误。”多年之后，郑艳萍只是简单回应了当年的事件。如此平静出乎记者意料，她甚至还为当时的资方辩护了一下，说其实他们并非专门针对她。
但是当年的港方管理者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对郑艳萍处以停工。
即使停工也不能承认自己错了。郑艳萍不能上班了，于是她捧起书本准备即将来临的高考。
但是工厂的其他打工妹愤怒了！她们跑到工业区工会表达了对工厂处理郑艳萍的不满。23岁的工业区团委副书记端木默当时兼任凯达厂的工会主席，她深入女工宿舍做了大量的调查，常常在深夜12点以后找工人谈话，终于写出了书面报告。
报告送到袁庚手里。袁庚当时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兼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
袁庚没见过郑艳萍。但他和凯达厂的女工打过交道，亲自为她们解决了洗热水澡的问题，他把女工都视为自己的女儿。
袁庚在报告上批道：“加班应是自愿原则，要找资方严肃讲清楚，不准他们胡来。”
“大约在三四年前，蛇口工业区工会举办茶话会，请已经退休的袁庚同志讲话，他第一次说出当年为我复工的过程。我没有想到20年过去他还记得我这样一个普通的打工妹。”郑艳萍在讲到袁庚时非常感动。
工业区党委、蛇口工业区工会介入后，工会把工厂去年非法搜查工人宿舍、侵犯人权，以及厂方无限制加班加点，给工人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危害等违法行为写成材料，报告到深圳市总工会和深圳市劳动局，并要求厂方改正错误，否则将循法律途径解决。在多方面努力下，厂方终于答应给郑艳萍复工，补发停工期间的工资，工人加班自愿，每天加班时间控制在两小时以内。
这场持续两个月并惊动无数人的斗争，最终的胜利者是坚持原则维护自己权益的打工妹胜利了。
在厂方恢复郑艳萍工作的次日，蛇口工业区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郑艳萍被选举为工业区工会的女工委员和凯达玩具厂工会副主席，第二年担任凯达厂工会主席，这时她刚好20岁。
要改变命运，就必须学习
从一个打工妹变成为打工者维护权益的工会主席，郑艳萍的干劲更足了。
“我可能不是一个平衡关系的高手，但是我自信确实可以算是一个干事特别漂亮的人。”20几年后，郑艳萍和我坐在青海大厦的饭店聊天时，这样评价自己。
凭着 “漂亮”的工作业绩，郑艳萍受到的越来越多的肯定。她获得过深圳市总工会评选的“五好职工”、“优秀工会干部”，当选为深圳蛇口区首届工会委员、广东省总工会第七届委员。而她工作了20几年的蛇口工业区工会以工会工作的“蛇口模式”而成为全国典型，几代国家领导人都对此作出批示。
但有的时候，郑艳萍说自己会产生一些惶惑。荣誉是否来的太快也太多了？“很多时候，我清晰地意识到，其实谁在这个位置上，谁都可以这样。能够填补自己不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学习。”
1985年，郑艳萍考上了深圳大学中文系。刚开始的时候郑艳萍之所以报考中文专业，是因为她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浪漫的文学梦。在刚刚来到深圳时，她就喜欢在工作之余涂鸦诗作，现在有机会系统阅读文学名著，离文学大师就更近了。但是一年之后，郑艳萍决定转到法律系学习。
“到第二年，我的想法改变了，因为我做的是工会工作，常常需要处理各种纷繁的关系，包括劳资冲突。解决冲突的最有力手段就是法治。事实上，这次选择是对的，对我的工作确实更有帮助。”
21岁的郑艳萍很珍惜这次机会。每天下了班，郑艳萍兴冲冲踩着自行车从蛇口到深圳大学去上课。“自行车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时就可以在路上遇到很多同学，都是从工厂下列班去上夜校的。这些我们当年的工友兼同学，读财经的打工妹现在已经是银行行长，学习经营管理的现在已经转身成了老板，学习外贸的现在自己开了报关公司。” 郑艳萍感慨道。
1989年，郑艳萍获得了本科学位。1994年郑艳萍再次向法律硕士学位发动冲击，1999年获得硕士学位。
“能够真正改变一个人命运的，是学习。” 郑艳萍说。
让更多工人像我一样成为工会工作的受益者
学习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可以改变别人的命运。
1998年，在直接将郑艳萍推向风波中心的“凯达事件”5年后，一件类似的事件又在蛇口上演了。当年的9月，香港远东集团在蛇口开办的远东面粉厂工人为维护自己权益而停工的事件。17名工人先后两次进行停工。厂方因此宣布辞退这17名工人。这是蛇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辞退职工事件。工会从保护职工的立场出发，认为工厂违反规定应该纠正错误，但是厂方坚决要辞退工人。矛盾一下子尖锐化了。
郑艳萍当时既是工业区的工会委员，也是蛇口区的工会委员，同年她还当选为共青团蛇口工业区委员和共青团蛇口区委员。
“因为自己的特殊经历，我对这件事有着更深的感触。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对于工会是一种责任，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一种使命。这件事使我的使命感更强了。”由于当时蛇口工业区的态度坚决，最后经过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多次调解，工厂被迫同意让辞退工人返回工厂上班，并补发一切拖欠工资。
1999年，郑艳萍硕士毕业了，凭借自己的法律专业功底和对工人的了解，她直接为工人维权的情况更多了。大约2000年左右，三洋公司发生了一起职工罢工事件，当时负责与资方谈判的是几个中专毕业的年轻学生，他们提出了几项合理的要求。在工会的协调下，当时资方答应了工人全部要求，也承诺不对这几个出面谈判的员工秋后算账。但是当一年的合同期过后，三洋与他们续签定完合同，却突然毁约，不愿意在合同上盖章。几个年轻人到工会找到郑艳萍，郑觉得公司拒绝与去年罢工事件明显有关联。在与公司协商未果后，郑艳萍建议工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争议。她为工人写了辩护意见和答辩意见书，她教育工人如何为自己的权利辩护，最终法庭支持了工人的诉求，三洋公司对这几名员工做出了赔偿。郑艳萍告诉记者，这个几个年轻人离开工厂后，都去参加法律专业的学习了。
还有一个工伤案例，一个女工有一天来找郑艳萍，因为她从公司出来的时候，公司办公室门上破裂的玻璃掉下来砸伤了她的手。但是公司不愿意为她报工伤。“其实公司只需要报上去，因为费用将由医疗保险来出，但是公司连报告一下都不愿意，说明他们心里完全没有工人。” 郑艳萍去了解之后很生气。经过多次协调解释，公司居然无动于衷，郑艳萍决定义务为这名女工起诉。
“官司赢了，却让我很感慨。工人的权益如此被漠视，一点权利都被剥夺了。” 郑艳萍的心情很沉重。
蛇口的工会工作是全国典型，郑艳萍也曾经是一名受益者。但是工会工作很难做。有的企业员工不理解，觉得工会不会帮他们说话，他们一旦与资方产生冲突，时常会采取过激行动。很多次，郑艳萍感到现场，她总是想办法以最快速度控制大家情绪，把事情朝着理性的方向引导，她会很快找到其中的牵头人，告诉他们如何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展开合理的行动。工业区很多工人就这样渐渐对她产生了信任。我到蛇口采访她时，有一次将车子停在大厦的车场，郑艳萍告诉我这里停车费太贵，但是我交费的时候保安只收我5块钱。我在错愕的时候，保安和郑艳萍打招呼了，他说认识郑姐，曾经“得到她的帮助”，原来他看在郑艳萍的面子上给予我“优惠“了。
告诉打工妹，爱自己更要爱别人
打工的世界是流动的，作为工会干部，郑艳萍从打工第一天算起已经在蛇口生活了24年，但是，今天，在工业区熙熙攘攘的打工人流里，全是新一代的打工者。年轻真好，但是郑艳萍有时候去工和一些女工聊天，发现不少打工妹由于年龄小，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对如何维护自己权益一无所知；而有的打工妹进入青春期却缺乏对青春期知识的了解，遭遇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使她们变得恐惧甚至绝望。
“我见过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十几岁的打工妹怀孕几个月，自己还一无所知。后来孩子生了下来，竟然连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也不知道。”
郑艳萍开始有意识去关注女工。当然，作为女工部长，她也必须这样去做。有时候她去工厂做讲座，她会问打工妹准备打几年工？想赚多少钱？想什么时候成家？想让自己将来的生活变成什么样？一个打工妹站起来说，我们不想，想再多不还是打工妹？郑艳萍告诉她们，自己曾经和她们一样在流水线上做工，打工也可以改自己命运。
台下的人就有了兴趣，要郑艳萍说说经验。
“我们都是女人，做女人，重要的是怎么做。”
“首先我做的是豆腐，至少会20种做法。” 郑艳萍说完，台下哄堂大笑。“因为豆腐便宜，即使我们不能赚太多的钱，也可以保证自己和家人的营养，这就是生活的智慧。”这时台下的人没有笑。
“第二，要做一个善于打扮自己的人。女人天生都爱美，但是只会花钱买衣服的女人不是最聪明的，善于花心思买衣服的女人才最聪明。”
“前面说的两点是学会怎样爱自己。第三点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怎样爱别人。我建议你们多读《读者》，因为人的所有朴素的情感都可以在这本杂志的故事里学习到。”
“我觉得知道怎样爱自己，也知道怎样爱别人，这样的女人在生活里就是幸福的，也是成功的。当然，如果你们觉得自己还有更高的追求，也有更好的条件，你们就去读书学技术，那是向上的台阶。”
演讲结束，所有的打工妹涌上来，刚开始时的不在意完全变了，开始追问这位从打工妹成长起来的女工部长各种问题，有的则向她讨要电话号码。
“后来我接到了在那家工厂的一名女工的电话，她告诉我她报名读电脑了。我很欣赏她，把她接到我家里玩，和她聊天。当时她才16岁，后来她完成了学业，重新找了份工作，成了一家公司的中层管理者时，也不到20岁。我完整地看到的一个打工妹的进步轨迹。” 郑艳萍说。
“做了这么多年，我现在常常后悔的是，我在这方面做的太少了。”但事实是，走在蛇口工业区，会有打工妹跑过来和她打招呼，说认识她。 “你告诉说人要有想法才有希望。”这个女孩告诉郑艳萍，听过她的讲座从电子厂辞职到房地产公司，她每天努力和客户建立联系，“虽然目前收入比在电子厂没有什么增长，但是我觉得每天都很有希望。”
现在，郑艳萍又开始投入到两性研究的课题。她的目光开始探寻在深圳特区这片热土上打工妹在性别社会中的奥秘。
“有的打工者在成功之后，最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曾经穿过‘打工’这件衣服，你为什么几十年的目光都没有离开这个群体？”我问郑艳萍。
“使命感，”她说。
一个越来越陌生了的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