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工博物馆里，2003年之后被称作新时期。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进城务工人员列为产业工人。此后，在大连等城市，这个群体有了“新工人”、“新市民”的称呼。

　　但是对离开乡村的打工者来说，要彻底融入一座城市，仍旧是个难题。

　　孙恒把成立博物馆的消息第一个告诉了朋友马小朵。马小朵听了很激动，决定把自己的三个户口本复印件送来。

　　马小朵有过3本户口：江苏溧阳的农村户口、深圳的城市户口和北京的城市户口。为了得到一张北京户口，马小朵花了20年。

　　1982年，16岁的马小朵高中毕业后离开溧阳老家，来到北京做保姆。第一批进京的保姆大军总共有5万人，安徽无为来了3万，溧阳来了2万，都是乡下姑娘，主要分到各级首长家。后来有一部电影《黄山来的姑娘》，就是以此为背景。马小朵的经历和电影主人公的命运极为相似，她到了当时全国政协一个副主席家做保姆。

　　“当时家里太穷了，没有希望。我拼命想离开家乡，到哪儿也无所谓。”1985年马小朵辞掉保姆工作，在中央民族大学夜大学英语，3年后拿到了大专文凭。之后，她在一家出版社做临时工，月薪30元。

　　32岁的孙恒来自河南开封。1998年师专毕业后，他本来有机会当上中学音乐老师，却选择来北京打工。他有时在地下通道卖唱，有时到西客站做搬运工，像许多向往大城市的打工者一样，他从一开始就找不着自己的位置。

　　直到有一天，一份在打工子弟学校教音乐课的工作让他找到了归属感。通过那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孙恒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和思考这个流动的打工群体。他穿梭在北京的高校间，旁听与三农、城乡问题相关的讲座，也努力从书中寻找答案，如今他把自己的思考写进博物馆里。

　　在被孙恒和同伴们称作“我们的历史”的那张图表上，时间从1978年起，一直延续到今天。30年的时间，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工潮应运而生。这一波城市化浪潮，是追求更好生活的农民“无组织、无纪律”地自发形成的。

　　图表描绘了被称为“盲流”的民工潮的形成过程：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1978年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农民的饥饿问题逐渐解决了，因此外出打工的人非常少，数量呈现出一条平缓的线。

　　到1984年，外出打工的人群出现了高速增长，原因是当时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农业生产的收益因此下降。此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成为剩余劳动力。中央出台文件说，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经商务工。